昌哥大半人生都在病房度過，活得像個木偶，到農場後他慢慢活回一個人的樣子。我在農場拍的照片中，以昌哥為對象的占了多數，可以說他是鏡頭下最有戲的。

鏡頭沒說的是……

一起，讓他們成了我們

「他們．我們．故事」這一系列照片，拍的是我和一群精神障礙者一起工作跟生活的故事。當初定下這個名稱，我思考的是自己與「桃源二村有機農場」（現已改名為「風信子有機農場」）產生關係的過程。

當我開始接觸這些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的時候，我與他們的關係是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。我不可避免地把被社會忽略的這一群人視為「他們」，而未罹病的我則安處在所謂的「正常人」的「我們」裡面。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農場上的這群人，也把我視為「他們」，一個不是病友的外來者，一個管理他們的管理員。

然後，是一個認識對方、理解對方的過程。我們一起工作、一起吃飯、一起聊天、一起生活，我們漸漸把對方視為同事、視為夥伴。我說了「我們」了嗎？是的，後來「他們」與「我們」之間的界線逐漸產生了模糊，「他們」被接納到「我們」裡面。

當我在農場的拍攝進行到一個階段，回過頭去檢視照片以及我的拍攝行為時，我認為應該可以定義這些照片想要說的，是這樣的一個過程。

被看見，才可能被理解

「桃源二村有機農場」是一個夢想。相較於社會上普遍將精神障礙者負面化，有一群人意識到精神病患更貼近事實的另一面：精神病患也有生活與工作的能力，也應擁有屬於人該有的權利與義務。於是這群人希望開創一個空間，去證明並且實踐這一個想法。後來這群人以農場為基礎，進一步成立了「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」，推動精神障礙者權益工作。

我在這時進入協會工作，初期是在協會開設的麵包店擔任店長，後來麵包店因成本不堪負荷而結束營業，我的工作場所轉到農場。在農場工作期間，工作人員們經常對所謂的精障權益進行思考與討論。除了提供工作機會以外，我們還嘗試尋求可以讓精障者的真實面貌更被看到的行動。我們認為，如果要被看到，就應該將農場的故事記錄下來。而我原本就在以拍攝來記錄自己，也因此與農場的精障權益促進行動產生更深刻的連結，成為可以呈現出夥伴們被看到的紀錄文本之一。

那界線，其實模糊難辨

在此之前，我就已經習慣帶著相機拍照，某種程度，拍照是我的自我療癒，幫助我跟這個世界維繫著一種現實關係；只是拍下來的照片多半是給自己看的，也往往不帶有什麼意識。而在農場工作期間的拍攝，是處在一種長時間與他人工作、生活的緊密關係，我的鏡頭開始更關注在人與人、人與環境的關係。由於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呈現夥伴們的「疾病」而拍攝，我按快門的目的在於生活的景象，所以照片中的夥伴看起來多半不具外界對精神障礙者想像的形象，反而呈現出與你我一樣的普通面貌。這讓「他們．我們．故事」系列照片變成一個真正的經驗，一個認識精神障礙者除了生病以外，其實也跟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經驗。

這系列照片，是我第一次進行主題式的拍攝計畫。在這之前跟之後，我都把鏡頭朝向街頭，因為街頭是一個充滿各種人事物而內容豐富的舞台，這是我最感興趣的所在。但農場系列照片卻更豐富了我日後的照片，讓我在街頭所拍攝的照片可以與之產生對話。譬如當我在思考類似「社會邊緣」的主題時，精障者跟非精障者可以相互參照，邊緣這個概念的探討可以更深入；這一點在我將兩者並置，卻讓人難以分辨出誰是病人、誰不是病人時，更充分地表現出來。....(全文未完)
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人籟論辨月刊》2013年7-8月號；訂閱：人籟論辨月刊電子版】

龍發堂II 高雄 1983

當我被認為是「攝影家」時，我已經沒有照相機了， 而要出攝影集時，所有底片很自然丟了。

回想沒當所謂「攝影家」前的生活，那時候沒有酒。 只有自溺的生活，想當一個優秀的精神病犯。

一個不成熟的男人──一個女人說的。

龍發堂、精神病犯、拆船工人，就是那時候拍的。 要面對它，我所不能或我、或那些人、 那時發霉的生活，去吧！

台北、喝酒、很遠的看人在拍電影， 人是單位，物也是單位，公車站牌、垃圾都是單位， 方位不再重要了，移動是必須的。

讓我騙一下嘛──我對女人說的。 乾杯，是告別所必要的， 談攝影，卻面對白紙，是我所不能，也不會的， 我只期望找回慾望。 它跟攝影或藝術、女人都是關係，只要它不跟酒有染。

對不起妳們，──真的！ （侯聰慧 1989）

「龍發堂算是一個系列嗎？ 我只是在拍攝一個現象， 擷取看到的畫面，把它們選取出來給人家看。 對我來說，就是這樣而已。 會有系列，只是因為它們被出版了。

很奇怪嗎？ 你不要把我當成攝影家來看，就不會覺得奇怪。」

「我一輩子只有喝酒才用生命在做， 消耗生命…… 唉，要怎麼用生命去換什麼東西？ 那是錯，用生命去換東西，是一個愚蠢的東西。」 （侯聰慧 2013）

侯聰慧與龍發堂的八○年代

你有沒有用過「龍發堂」來罵別人瘋子？

大約在八○到九○年代，龍發堂幾乎就是台灣精神病機構的代名詞。「龍發堂出來的」──被用來批評人宛如精神病患般「不正常」，曾經非常直覺，甚至自然到讓人幾乎不會去思考：龍發堂是什麼？在哪裡？

草繩綁出傳奇

1970年在高雄縣路竹鄉，中年出家的釋開豐法師在自家農地上搭起草寮做為修行處所，並取名「龍發堂」。後來他受人請託，收了一名家人束手無策的精神病患為弟子。為方便照料，他用草繩將自己與這位弟子繫在一起，不論生活、勞動或念佛，兩人日夜同進同出。想不到，弟子的病況竟然逐漸穩定下來。消息傳開，釋開豐這番做法被視為有效的另類療法，頓時聲名大噪。

口耳相傳下，越來越多家庭找上釋開豐，希望他能收容家人，代為照顧起居並提供「治療」。於是龍發堂裡有了越來越多的精神病患，廟堂規模也日漸擴大。釋開豐主張精神病是「心病」，應該用愛心感化；因此不需吃藥打針，也不需要醫生護士。原先的草繩連繫後來發展成頗受爭議的「感情鍊」，亦即將病況輕者與重者兩兩配對並鍊在一起，讓他們彼此帶動並互相照顧。此外，龍發堂也組織病患進行勞動，例如飼養家禽家畜、做成衣加工，甚至成立樂團在外演出。

龍發堂認為透過聽佛、感情鍊與集體工作，就足以穩定病情；同時宣稱只要接受病患就願意「終身收容」，而且不收取費用──這對家有精神病患的家庭來說，很具吸引力，也因此龍發堂長年收容了數百人，高峰時甚至曾逾千人。....(全文未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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